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涉嫌推动和参与活摘器官、误导国际社会的调查报告

摘要

本报告通过举例分析黄洁夫主刀的肝移植手术，发表的医学论文和公开言论，证明黄洁夫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就涉嫌推动并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并以多种官方身份掩盖活摘真相。

2005年9月，黄洁夫随罗干到新疆，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刀一台“自体肝移植”，手术使用了至少2个备用肝脏。备用肝脏是黄洁夫在手术前一天亲自联系广州的一家非军队医院和重庆的1家军队医院后被“火速”送至新疆的。广州和重庆的两家医院分别在24小时之内完成寻找合适肝“供体”，切取肝脏，并长途送达黄洁夫的手术台。

2013年3月，黄洁夫称“我2012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500多例，11月到广州做的那台肝移植手术，是按照中国标准公民自愿捐献的首例肝移植手术。”可见，之前黄洁夫主刀的所有肝移植手术的供肝都不是自愿捐献的。2013年5月，黄洁夫说，“我的诊所已经有两年没有使用死刑犯器官了。”也就是说，从2011年5月开始，黄洁夫没有使用死刑犯器官。那么，2012年11月之前的近500例肝移植既不是自愿捐献的，又不是死刑犯的，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黄洁夫发表的医学论文中，有2001年之前获取的热缺血只有30秒钟的“尸体供肝”，而只有从活体摘取的肝脏才有可能实现如此之短的热缺血时间。还有论文描述1999年之前用“脑死亡”者的器官做移植，因中国至今都没有脑死亡立法，这种行为一直是违法的。在黄洁夫的论文中还出现了2004年的“自愿捐献”器官，而中国第一例自愿捐献器官发生在2006年。

可见黄洁夫在不同时间、地点发表的口头或者书面言论都是以掩盖活摘器官真相为目的，而黄洁夫必须对他的言论和行为负责。特别是在他对自己主刀的肝移植所用供肝来源提供明确解释之前，黄洁夫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

目录

1  黄洁夫简历
2  黄洁夫亲自操刀移植器官来源质疑
2.1  2003年9月在湖南长沙
2.2  2005年9月在新疆
2.3  2012年11月在广州
3    黄洁夫发表的论文中描述的涉嫌犯罪行为
3.1  供肝等待时间1到10天
3.2  尸体供肝热缺血时间30秒
3.3  2004年的“自愿捐献”器官
3.4  1999年前的“脑死亡供体”
4    以中国器官移植权威和官方发言人的身份掩盖活摘器官真相
4.1  2012年11月：否认自己提供的器官移植数据的可靠性
4.2  2006年11月：大多数来自死者捐献，包括交通意外死亡人员、亲属间捐献
4.3  2011年11月：全部器官的58%来自死刑犯
4.4  2012年3月：死刑犯是主要来源
4.5  2013年3月：十多年前开始，死刑犯每年减少10%
4.6  2012年3月：3至5年内彻底改变依靠死囚的畸形方式
4.7  2012年11月：1至2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4.8  2013年5月：有死刑犯本人或家属的书面同意，我的诊所2年没有使用死刑犯器 官了
4.9  2014年3月：系统使用死囚，医生、法院、武警沟通，没能做到本人或家属同意
结语
参考资料

1 黄洁夫简历

黄洁夫（1946-）于1996年至2001年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1]。2001年10月至2013年3月12日任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2]。任卫生部副部长期间，还兼任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主任（2006年7月[3]、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CODC）主任委员（2008）[4]、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2014年3月1[5]、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名誉主任，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主任[6]。

2 黄洁夫亲自操刀移植器官来源质疑

以下例证来自中共官方媒体报道，黄洁夫在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期间在全国各地主刀肝移植，所用供肝等待时间极短，来源可疑。仅举几例。

2.1 2003年9月在湖南长沙

2003年9月18日上午，黄洁夫出席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湖南省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当天该院移植中心共“安排”了7台肝肾移植手术。黄洁夫做的是一台全肝移植手术。接受手术的是一位53岁的男性肝癌患者。他“于一周前慕名来到湘雅三医院就医”[7]。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患者是“一周前慕名而来”，说明患者第一次到湘雅三医院求医是在一周以前，也就是说，此手术供肝的等待时间少于一周；而且，该院当天能够“安排”7台肝肾移植手术，说明供体的出现是有计划的，手术为择期手术。在没有器官捐献系统的中国大陆，供体器官从哪里来？

2.2 2005年9月在新疆

根据《乌鲁木齐在线》2005 年10月11日文章“25小时两例肝移植手术创纪录”[8]报道，2005年9月2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组团去新疆，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是代表团成员。在新疆停留期间，黄洁夫主刀2个肝移植手术，一个是“自体肝移植”，另一个是“兄妹间活体肝移植”。这里具体描述“自体肝移植”的过程。

9月28日，黄洁夫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温浩打开一名肝癌患者的腹腔后，发现由于肿瘤浸润，不能采用原定的半肝切除术。在手术台上黄洁夫提出了改行自体肝移植的设想：即切下患者肝脏，在离体情况下切除癌组织后，再将肝脏植回患者体内。手术中需要一个相匹配的健康备用肝脏，一旦自体肝移植失败，就进行异体肝移植。经几十分钟现场讨论后，黄洁夫及院方就联系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要求提供相同血型肝脏。当天，患者手术切口被缝合。次日（9月29日）下午6点30分，相同血型肝脏由重庆运到手术室。

同样的事件，《新浪网》2005年10月3日文章“我国首例自体肝移植手术在新疆获得成功[9]”提到，“广州中山医院的三名医护人员带着转流设备和一个肝脏火速赶到新疆。新疆方面则迅速找到了匹配的备用肝脏。”

这个细节在《乌鲁木齐在线》的报道中被忽略了。这里说明一个问题，黄洁夫联系的两个医院，一个是军队医院，一个是地方医院，都在次日提供了血型相同的肝脏作为备用肝脏。而《新浪网》文章提到的新疆方面找到匹配的备用肝脏，如果不是重庆提供的那个，则这个手术一共有三个备用肝脏；如果是重庆提供的，手术也有两个备用肝脏。由于自体移植成功，备用肝脏均被报废。

黄洁夫2005年9月28日提出供肝要求，次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将供肝从广州（A）送至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B）。寻找血型匹配的供体，切取供肝，并将其送至4267公里（2651英里）以外的黄洁夫的手术室只用了一天时间！

同时，黄洁夫2005年9月28日提出供肝要求，次日，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将供肝从重庆（A）送至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B）。寻找血型匹配的供体，切取供肝，并将其送至2883公里（1791英里）以外的黄洁夫的手术室只用了一天时间！

在上述媒体报道中提到了病人的名字，说明该病人不是中共高官，姓名并不敏感，网上查询虽有不少重名，但年龄和其他描述不符合病人情况，可见该病人也不是党政官员以外的知名人士。给这样的非名人动手术，能“火速”从广州和重庆的军方调动新鲜肝脏和三人护送仪器设备当天赶到，不是病人的原因，而是黄洁夫的地位，正如《乌鲁木齐在线》的报道中提到的是为了实现黄洁夫“多年的心愿”。因此，如果供肝者是为此而死亡，直接责任人是黄洁夫。

2.3 2012年11月在广州

2012年底，黄洁夫到广州开会，利用会议间隙主刀了3例肝移植手术。一台是11月21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完成的；一台是11月22日晚10时许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完成；黄洁夫称完成这两例移植手术后，他还要在中山医院再做一例移植手术[10]。黄洁夫怎么预知自己在广州开会期间在哪个医院做多少台手术呢？

2013年3月黄洁夫对《广州日报》记者提到这3例手术时说：“我去年（2012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500多例，去年11月到广州做的那台肝移植手术，是按照中国标准公民自愿捐献的首例肝移植手术[11]。” 也就是说，仅2012年黄洁夫共做500多例肝移植手术，而11月的手术用的是“首例自愿捐献的肝脏”。那么那次手术前的数百例和2012年以前的手术用肝是从哪来的呢？

这次手术被中共多家媒体报道，《腾讯新闻》不但描述手术过程，还提到手术后有一网友在微博指出：“在卫生部执业注册查询栏中，查不到黄部长在北京的注册信息啊！这位专家型的副部长从未远离过手术台，他几乎平均每周都要在北京协和医院肝外科主刀两台手术。在广东也查不到信息啊！”黄洁夫没有正面回答其在北京和广州到底有没有行医执照，却说“我现在是卫生部官员，过去是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教授，目前我还是北京协和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不仅在国内有行医资格，还考取了美国、澳大利亚的执业证，可以说是世界上拥有医师执照最多的人之一[12]。”

3 黄洁夫发表的论文中描述的涉嫌犯罪行为

随机搜索黄洁夫近年在国内医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300多篇，其中与移植有关的论文中有些对供体状况的描述，和器官等待时间的统计。举几个例子说明黄洁夫亲自实施的移植手术中可能有活体供体和其他可疑点。

3.1 供肝等待时间1到10天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00年5月第21卷第3期刊登论文“原位肝移植治疗急性重型乙型肝炎”（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to treat patients with fulminant Hepatitis-B, Organ Transplant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080, China），黄洁夫为作者之一[13]。

论文报告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7例急性重型乙型肝炎患者的肝移植。有几点值得注意：

1、“等待供肝的时间为1到10天”
2、“供肝平均热缺血时间4min6s，冷缺血时间7h27min”
3、“存活的5例患者，至今已2-6个月”“收稿日期：1999-08-16”根据这两个信息推断，5例肝移植手术的实施时间为1998年底到1999年初。另外2例患者术后死亡，所以无法推断手术时间。

当时移植供肝的等待时间为1到10天，热缺血只有4分钟，几乎可以断定“供体”为被关押的犯人，因为移植手术的需要而被处死。

3.2 尸体供肝热缺血时间30秒

《中华外科杂志》2003年1月第41卷第1期论文“原位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预防与诊治”（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liary complication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14]，黄洁夫为作者之一。论文汇报中山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1993年4月到2001年11月实施的123例“尸体供肝”肝移植，其热缺血时间为30秒到8分钟，冷缺血时间最短3个半小时。何种“尸体”能提供热缺血时间只有30秒钟的肝脏？

3.3 2004年的“自愿捐献”器官

《中华临床营养杂志》2012年4月第20卷第2期论文“肝胰十二指肠器官簇移植围手术期营养支持疗法探讨”（Perioperative nutrition support therapy for combined ‘en bloc’ liver/pancreas transplantation），黄洁夫为作者之一[15]。论文汇报中山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04年5月至2010年9月实施的10例肝胰十二指肠器官簇移植。论文报告10例供体为“无心跳自愿捐献供体”。黄洁夫在国际上极力吹嘘的捐献系统试点始于2010年，推行全国始于2013年，而黄洁夫的此篇论文却声称早在2004年中山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就已经使用“自愿捐献”的器官了，显然并非如此。

3.4 1999年前的“脑死亡供体”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0年5月第20卷第5期论文“ABO血型不合的肝脏移植”（ABO incompatible liver transplantation）[16]，黄洁夫为作者之一。论文汇报中山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1993年4月至1999年7月实施的31例肝移植，所用供体为“脑死亡供体”。中国至今没有脑死亡立法，利用脑死亡者作移植是违法的；而卫生部脑死亡判定标准起草小组制订的《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征求意见稿)》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征求意见稿)》要到2003年才发表。1999年以前判定供体脑死亡用的是什么标准呢？

追查国际调查显示，2000年左右是中国移植业例数暴增的起点。这一点在《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00年3月第21卷第2期发表的黄洁夫文章“我国肝移植的现状与展望[17]”中得到证实。黄在文中表示，“截至到1999年7月，我国开展228例次肝移植，… 仅今年（2000年）1到10月肝移植总数已达91例。”在这篇论文中，黄洁夫还呼吁“脑死亡”观念立法，“以保证供肝质量”。说明此前中山一院移植用“脑死亡”者为非法。

4 以中国器官移植权威和官方发言人的身份掩盖活摘器官真相

4.1 2012年11月：否认自己提供的器官移植数据的可靠性

黄洁夫从2005年开始，就以中国移植专家和官方发言人的身份在国际场合发表言论，掩盖中国境内的移植乱象。2012年11月23 日，黄洁夫主动对媒体承认以往历年来提供的移植数据不准确。他说，“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器官捐献体系之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18]。”为了鼓吹所谓的捐献系统，黄洁夫不惜否定自己此前7年来所提供的中国器官移植数量。

4.2 2006年11月：大多数来自死者捐献，包括交通意外死亡人员、亲属间捐献

2006年11月14日，黄洁夫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峰会上说：“我国绝大多数人体器官来自于死者捐献，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交通意外死亡人员和亲属间捐献[19]。”

4.3 2011年11月：全部器官的58%来自死刑犯

2011年11月，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系统地使用死刑犯器官做移植的国家。中国每年平均做一万例移植手术，其中65%为尸体移植，其中90%的尸体移植供体来自死囚[20]。

4.4 2012年3月：死刑犯是主要来源

2012年3月7日《腾讯网》文章引述黄洁夫说，“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21]。”

4.5 2013年3月：十多年前开始，死刑犯每年减少10%

2013年3月7 日，黄洁夫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十多年前，中国死刑就以每年10%的速度在下降，现在实际上死囚已经很少了[22]。”

4.6 2012年3月：3至5年内彻底改变依靠死囚的畸形方式

2012年3月22日，黄洁夫在杭州表示，中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并承诺在3-5年内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23]。

4.7 2012年11月：1至2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2012年11月21日，黄洁夫在广州称“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将在一至两年内取消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24]。”

4.8 2013年5月：有死刑犯本人或家属的书面同意，我的诊所2年没有使用死刑犯器官了

2013年5月，因涉嫌使用死刑犯器官，黄洁夫在悉尼大学的荣誉教授称号受到威胁，黄洁夫对海外记者说，“在中国，必须在死刑犯同意的情况下，而且必须是死刑犯本人或家属的书面同意，才会摘取他们的器官。…我的诊所已经有两年没有使用死刑犯器官了。”黄洁夫保证“正在制定政策，两年内可以完全不用死刑犯器官[25]。”黄洁夫承认从开始做移植到两年前，一直在用死刑犯器官。

4.9 2014年3月：系统使用死囚，医生、法院、武警沟通，没能做到本人或家属同意

2014年3月，香港《明报》发文引述黄洁夫：“我们为什么承认（取用中国死囚器官）？因为我们是系统地用死囚捐献，（因为）没有公民捐献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说，你怎么藏也藏不住。”黄洁夫还说：“死囚器官的捐献都是医生跟局部的人，包括法院和武警来互相沟通的，没有办法说清道明。” 而当被问及，对于目前是否所有死囚捐赠器官前，死囚本人和家属都已同意和知情的问题时，黄洁夫推翻自己9个月之前的谎言，承认“现在还没有做到。但是很快要做到[26]。”

结语

黄洁夫1984到1987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研修肝移植技术，回国后于1993年完成中国首例体外静脉转流下的肝移植，被中共树立为所谓的“中国肝移植第二次浪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而之后的几年中国的移植业并没有大规模进展。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第二次移植高潮”得以发展，2000年后移植例数和移植种类不断增加，却没有哪家医院，或者中共的哪个委员会，或者哪个专家能够清楚地解释器官的来源。

黄洁夫作为所谓的专家，在国际上充当中共的代言人，不断编造各种谎言，虽自相矛盾，却足以起到迷惑国际社会的作用。2010年后黄洁夫又因为“推动”中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系统而被中共官媒和西方某些被蒙骗的人推崇。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是，这个捐献系统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每年庞大的移植量，而且2010年开始的试行只有三年时间，2013年开始的全国推广还不到一年。国际社会和国际医学界仍然应该要求中共当局提供现在和没有捐献系统以前的每年上万例移植的器官来源。而对中国移植界代言人的黄洁夫，国际社会更应该要求其提供他本人每年数百例移植的器官来源，而不是匆忙拥抱他的那个目的和效果可疑的捐献系统。

参考资料

[1]  中山大学校史“黄洁夫与中山医科大学”
[2]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2013年3月12日）来源：人事司
[3] 《新华网》2008年3月14日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器官移植将设国家监管机构”
来源：新京报
[4]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3年3月1日“《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3月1日起实施”
来源：天津日报 “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捐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 ”
[5] 《科学网》2014年3月8日 “黄洁夫委员：每百万人中只有0.5人自愿捐献器官”
[6] 《北京协和医院》黄洁夫简介
[7] 《新华网》2003年9月19日 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在中南大学“操刀”肝移植
稿件来源： 中南大学
[8] 《乌鲁木齐在线》2005 年10月11日“25小时两例肝移植手术创纪录”
[9] 《新浪网》2005年10月3日“我国首例自体肝移植手术在新疆获得成功”
[10 《大洋网》2012年11月23日“吴华静昨被判定脑死亡 其父签字确认捐献器官”
作者：周伟龙
[11]《大洋网》2013年3月13日“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我要带头向捐献者鞠躬”
来源：广州日报 记者：刘蕤红、王鹤、李颖、贺涵甫
[12]《腾讯网》 2012年11月23日 “卫生部副部长主刀移植手术 回应“无执照”质疑”
[13]《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00年5月第21卷第3期“原位肝移植治疗急性重型乙型肝炎”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to treat patients with fulminant Hepatitis-B
作者：朱晓峰、陈规划、何晓顺、陆敏强、王国栋、蔡常洁、杨扬、黄洁夫
[14]《中华外科杂志》2003年1月第41卷第1期“原位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预防与诊治”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iliary complication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作者：陈规划、陆敏强、何晓顺、朱晓峰、王国栋、杨扬、蔡常洁、黄洁夫
[15]《中华临床营养杂志》2012年4月第20卷第2期“肝胰十二指肠器官簇移植围手术期营养支持疗法探讨”Perioperative nutrition support therapy for combined ‘en bloc’ liver/pancreas transplantation 作者：鞠卫强、周健、何晓顺、王东平、朱晓峰、巫林伟、邰强、郭志勇、黄洁夫
[16]《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0年5月第20卷第5期“ ABO血型不合的肝脏移植”ABO incompatible liver transplantation
作者：何晓顺、陈规划、朱晓峰、陆敏强、王国栋、黄洁夫
[17]《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00年3月第21卷第2期 “我国肝移植的现状与展望”
作者：黄洁夫
[18]《东方网》2012年11月23 日“吴华静昨被判定脑死亡 其父签字确认捐献器官”
来源:大洋网 记者 周伟龙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2006年11月14日“黄洁夫副部长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峰会上的讲话《卫生政务通报》”[20]《柳叶刀》November 11, 2011  “A pilot programme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in China”
[21]《腾讯网》2012年3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死囚是我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
[22]《中国器官移植网》2013年3月7日“九成医生尚不了解脑死亡  黄洁夫认为相关立法条件未成熟” 来源：南方都市报
[23]《新华网》2012年3月22日 卫生部承诺5年内解决“移植器官多靠死囚”问题
作者：张乐
[24]《中国新闻网》2012年11月21日“中国器官移植将在一至两年内不依赖死囚器官捐献” 索有为
[25] ABC News, May 21, 2013, “Australian-trained doctor Huang Jiefu hits back at critics over ties to China organ harvesting”
[26]《文学城》网站引述《明报》2014年3月11日报导 “中国高官承认：取用死囚器官作移植并未停止”